即便过去了许多年,在谈及山西阳泉的那起连环杀人案时,丁同春仍是感慨多多。对于承接这起案件,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他始终感觉自己真是有点儿草率冒失、不知深浅,暗自叫苦不迭;虽然案子终究破掉了,但回想起来仍然不那么轻松。

  那是2006年3月的一天,办公室来了阳泉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诚邀丁同春老师协助侦破一起疑难案件,说是已找过李老师、张老师,他们都建议请丁老师去最合适。

  说“丁老师去最合适”,那可不是客套话。就职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的丁同春,长期奔赴于公安刑侦实战一线,往来于天南海北,应用犯罪心理检测技术协助破案,每年少说也得跑个四五十个地方,大量疑难积案因此得以破解。案子破得越多,请他办案的基层单位自然也就越多。这种邀请,对丁同春已是家常便饭,因而他没觉着这次跟以往有什么不同,便乐呵呵地应承下来。两天后,他带着学习心理测试课程的两位女研究生邢茜和闫潇潇,随同阳泉公安的同志乘车前往。

  车子出京城沿京石高速公路直奔山西方向。按照习惯,路上最近一段时间正好用来了解案情,问答之间,无拘无束,随意漫谈,有啥说啥,由此建立起对案情的最初印象,并留意其中的关键之处,便于进一步探究。然而,丁同春几次问及,那位阳泉市局法制科的同志却有些歉意地说,还是到了局里再介绍吧。丁同春有些不解,但人家这么说了,也就不好再问。一路上车内无语。

  大半天的行程之后,丁同春一行坐在了阳泉市局的大会议室里。很快,呼啦啦进来一屋子人,都是搞这个专案的。如此大的阵势,确实不同于丁同春以往所见,主客相互介绍后立刻切入正题。

  这起案子要追溯到14年前,最先是一名16岁女孩被害,以后或长或短隔个一段时间就有一名女性遇害,一直延续到2004年。从作案时间、发案地点、加害对象以及作案手法等综合分析,侦查人员对凶手的熟悉程度似乎已是了如指掌,坚信此人就隐藏在马家坪那片1.5平方公里的居民区内,并且就在圈定的嫌疑人员之内;但十多年来,凶手愣是像泥鳅一般,一次次地作案,并从警方布控的缝隙中滑脱。

  由于工作调动和到了退休年龄等情况,专案组成员换了四五茬,许多老刑警不得不抱憾卸任,案子依然悬在那里。

  2002年,此案被公安部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7号未破大案、公安部督办案件。部刑侦局先后两次派乌国庆等一流刑侦专家前来帮助分析会诊此案,每次来好几位专家,破案进展依然如故。听着案情介绍，丁同春不由得连连倒吸冷气,乖乖,这个案子可谓迷雾重重、压力山大,难怪别的老师都争着推荐他来,难怪在来时的路上,那位民警不愿跟他谈案情。迁延十多年的案子,看那位民警的年龄,怕是那时还没到局里工作呢,很多情况并不具备第一手资料。况且案情重大,责任重大,谨言慎行也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刑侦专家会诊此案这档事儿,丁同春倒很想知道专家们是个啥意见。

  “各路专家在作案时间、地点、受害人状况、作案手法等方面确实给出不少分析,许多见解不乏睿智,颇具启发性,而最终归结到点上:此案没有抓手,无从下手。说白了,还是因为缺少基本的有效线索,巧妇难为无米炊呀！”

  “这是大实话。”丁同春听罢有感而发“命案必破,那是需要条件的,蛮干硬来顶什么用?弄不好还坏事,关键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块儿使劲啊。”

  话虽这么说,但既然来了,就不可能置身事外无责一身轻了,案子就悬在那里,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想方设法去破解。丁同春开始步入那一起起具体的案情、努力去捕捉刻画作案人的心理痕迹……

  首起命案发生在1992年3月2日24时左右,16岁的女孩钟某乘坐所在单位夜班接送车,在矿区俱乐部门前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赵某范某,他们结伴走过一段路后便分手各自回家。当钟某独自行至一上坡处时,突遭歹徒袭击。距离不远处的赵、范二人听到钟某的呼救声,急忙赶过去,钟某已倒在地上,前后仅几分钟时间。刀子是从后背刺入,直取心脏,受害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现场提取到一枚左脚足印,系双星牌运动鞋。

  5天后,在距第一次发案地点几百米远的1处居民区附近,22点30分,寂静的小路上行走着下夜班的23岁女工张某,忽听背后有急促的跑步声,她正要回头,却被一男子从背后用右胳膊卡住脖子,接着便是匕首的连续捅扎。张某事后回忆说,就感觉后背狠狠地挨了几拳,由此可知刀刃极其锋利。当时,她大声呼救反抗,歹徒迅速逃离。张某被扎四刀,后背左侧三处,左小臂一处,幸没伤及要害处,经医院抢救脱险。虽然受害人有反抗,甚至有可能在歹徒右手留有抓痕,但由于夜色浓重,加上惊吓紧张,她没能提供任何有关歹徒的特征。现场仍是提取到一枚足迹,大小类型与前一案件相同。

  接着在4月22日22时30分,30岁女工时某在矿区俱乐部附近遭遇歹徒袭击,被刺身亡。现场发现与前两案同类足迹,警方出动警犬追踪到一条深沟处,失去目标。

  1992年7月12日0时40分,23岁女工李某下夜班回家,在楼道内被尾随歹徒连捅八刀身亡,现场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时隔一年后悲剧再次上演。93年12月27日21时30分,30岁女工郝某下夜班,在距第1起案件发生地仅15米处,被歹徒连捅七刀身亡。再往后,1996年4月一名女工在回家上楼时被刺伤,1998年5月和1999年5月各有一名歌厅小姐遇害并遭毁尸,2000年11月一名女工遇刺经抢救脱险…

  2001年10月10日,43岁的女工郭某失踪遇害。这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郭某在矿区俱乐部下公交车回家,结果到了晚上家人也没见到她,神秘失踪。13日晨6时,在距失踪处东边几条街外的一居民楼后的马路边,有人发现一个尸体包裹,尸体遭到切割毁容。根据现场痕迹可证实是从楼后高坡上滚落下来的,经家属辨认为失踪遇害的郭某。12日20时55分,有人在抛尸地点附近的南边机修厂墙外发现死者所穿的皮鞋、钥匙等物品:13日,由派出所将情况上报到分局。23日下午,在另处较偏僻居民房后的土坡上,执行搜索任务的侦查员发现死者右侧大腿上的人体组织及部分内脏组织。24日中午,又在该地点附近发现死者脸部的人体组织。经法医确定为窒息性死亡后遭肢解,尸体被冲洗过,初步推断死者生前有被虐待折磨行为。

  最后一起命案发生在2004年11月21时许,当时矿区俱乐部附近岗亭值班的一名巡防队员听到喊叫声,以为是有人打架,拿着手电出来查看,见一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沿墙根快步疾走,随后发现躺在地上的死者。同一时间,有临街住户居民在家中听到几声女人尖叫声,并看到有人沿墙根向俱乐部方向走去,后见从岗亭内出来一个人，用手电照了一下,这期间路上未发现有其他人。死者系下夜班女工,身中17刀死亡。

  根据上述案情中的明显差异,刑侦专家倾向判断为两类案件：一种是夜间残杀女性，另一种则是杀人后毁尸,作案的不能是同一人,但都具有变态犯罪的特征。因此,在串并案上也颇费踌躇:有几起可以确认是同一人所为,并案侦查;有的似乎还有些共同之处,可以串联侦查;还有的可在办理专案中予以关注,进行连带侦查。

  最为费解的是作案动机,一不图色,二不谋财,看不出什么因果关系。受害人全部为中青年女性,似是随机选定,碰到谁是谁,杀了人就开溜,或者是加以毁尸,似为仇恨女性泄愤犯罪。

  专案组连续向丁同春介绍了十多起案子,多数都发生在马家坪地区,并告诉他,还有一些不好确认串并的案子,就不介绍了。很长一段时间,警方基本是循着变态犯罪的思路深挖细找,从符合作案年龄段人员到精神病患者,从离婚人员到性功能障碍患者,从刑满释放人员到拦截、尾随,猥亵妇女的线索反映,还包括有后妈的孩子和性格内向者,几乎所有能沾边的情况,都竭力彻查。目前,嫌疑对象已由数百人压缩到50几人,排查的难度慢慢的变大,已很难再压缩了。

  听到这里,丁同春有了疑问:“变态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侦破过很多,为什么这个破不了?”他建议拓展思路,到人们所认为的好人堆里去找,还可把有家庭虐待的、吸毒的等等纳入视线;由于其中有明显的挑战性和反侦查的犯罪情节,还应考虑是不是为内部人员作案。如在现有的嫌疑人里找不到,只能另辟蹊径了。

  当天下午,丁同春和两位研究生从会议室出来,便去察看现场,带他们看现场的是矿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队长李志林,也是专案组面组长。1992年发生第一起案子时,李志林作为一名刑事技术员,亲手绘制了此系列案的第一张现场示意图。此后的14年他参加了每一起凶案现场的勘查和侦破工作,专案组中只有他人是从第一起案件干到现在的。

  发案频繁的马家坪位于市区西部的无烟煤矿区境内,起伏的丘陵坡地上,高高低低的房屋密集错落,大大小小的石坡土道交织成网。这片被当地人称为“贫民窟”的居民区非流动人口1.7万户6万余人,流动暂住人口500人,居民多数是矿工及外来做工人员,经济条件较差共有平房31排,楼房12栋,51条路口53条岔路,可谓三步转弯、五步一道口,杂乱曲折如入迷宫。

  丁同春一行最先来到矿区俱乐部地段,那是一处较宽敞的街道、好几名受害人都是从这里下车回家,在半道上惨遭不测,其中一人是被杀死在附近的一家商店门前,即时间最近的那一起。

  李志林带着丁同春他们行至那家商店前,介绍说,2004年11月24日的案子就发生在这里,当时天空飘雪,夜色浓重,刚从超市下夜班的女工唐某行至此处遇袭,颈部、胸部青部、上肢等多处遭刺伤和切割。

  “是的。”李志林说,“当时有人听到了喊叫声,看到一个黑影匆匆离去。我们赶到现场时,死者仰面躺地,贴身携带物品散落一边。

  对这起案子,丁同春认为,可优先考虑作为心理测试的目标题,因为此案之后,当地没发生新的凶案。

  顺着这条街走去,便拐到通向马家坪平房区的坡道上。实地一看,丁同春感到这地界可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沿着街巷私搭乱建的简易棚户密密麻麻,道路两边充斥着陈年垃圾,气味难闻,诸多岔道小路只有一两米宽。行至一上坡处,李志林稍稍打量了一下,说:“第一起案子是在这里,受害人就躺在这一个位置……”

  丁同春还在琢磨着这起案子时,李志林又指着前边十几米处,说:“那块儿也有过凶杀,是在一年后。一路走来,李志林对每一个现场都介绍得非常细,几点几分发生,捅了几刀,都说得清清楚楚。14年来,这些现场不知看过多少次,包括现场模拟实验,向领导、专业的人介绍情况,所有的细节、数字,他早已烂熟于心。

  十几起案子中,由目击人提供的线索极为有限:一次夜里,有人从家中窗户看到,一个穿军绿大衣的人匆匆离开凶杀现场。又一次夜里,一个骑摩托车的听到前边有女人喊叫,意识到是杀人犯,立即加大油门去追,嫌疑人拐弯,摩托车也拐弯,结果撞到没盖的井里。据他们描述,嫌疑人穿黑皮夹克,身高1.70米左右，体态中等。还有一次,下夜班的一女工突然被人从背后卡脖“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矿区杀人犯。你愿意跟我走吗?”女工吓得说不出话来。挣扎中被拖到墙边捅了几刀,幸未刺中要害处,被医院抢救过来。但对凶手的描绘只有那几句对话,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仅凭这些微弱线索,根本没办法做模拟画像。侦查员也曾采取化装诱凶、蹲坑守候等方法,无奈长夜漫漫,就是不见那个杀手上钩。而在意料之外,案件仍有发生。一次夜里,巡防员送两位女工回家,家近的一位女工还有小段路就到了,便在巷口说:“你们回去吧。”于是巡防员又送另一位。隔着不远,就听家近的女工在呼喊救命，巡防员赶紧跑过去,那女工竟已遇害,凶手不知去向。

  警方不断加大防控力度,在主要路口安装监视仪器,发动群众悬赏破案,增加巡防员力量,对所有下夜班的女工逐人落实护送。几年来仅是为巡防员冬季夜间取暖的支出,光烧劈柴就烧了100多万元。防范的网眼越织越密,命案也在减少,乃至一年多来平安无事,但只要没抓住那个杀手,警方就不得有丝毫的松懈。

  “社会上流传说是专杀红衣女子,其实我看只是穿红衣的多些,也不好说‘专杀’。除了一名歌厅女孩是外地人,其余都是当地女子,多数是后背、侧面被捅刀。所以我们认定,作案人应是以残害青年妇女为目的,其作案动机,似为对女性有仇恨和报复心理,但作案时只捅刀子,不拿物品,逃跑速度极快,而且至今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说明他自我保护得很好……”李志林说。

  “这是最难的,究竟是同一凶手干的,还是不同的凶手干的,意见不一,不好下结论。”

  通过看现场进一步了解了案情,丁同春认为,还是先按照不同的凶手去考虑稳当些。他觉得现场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便提出要在夜里12点以后再来,因为多数案件都发生在11点以后,需要同步体验一下发案的时间环境。这个要求自然是会满足的。

  夜深人静之时,丁同春一行再探马家坪。他们在一路口处下车,李志林说这里有监控录像,但车灯一关,四周顿时陷入黑暗,唯有阵阵寒风送来垃圾的陈腐气味。经过短暂的适应,能隐隐约约看出街巷房屋的轮廓,想到正是这一带出没着幽灵般的杀手,丁同春不禁有点儿毛骨悚然:“不看不知道,一看好恐怖!”李志林“呵呵”一笑,招呼大家往巷子里去,说:“这块儿是碎尸案受害人失踪的现场,不过那是在大白天发生的。”

  私建的棚子密布街巷两旁,有的住人,有的堆放杂物,在夜幕的笼罩下变得神秘莫测,似乎毎一处犄角旮旯都潜藏着危险。前行20来米,对面突然有手电强光射来并喝问:“干什么的?”紧随在李志林身后的两位女研究生紧张得连连惊叫,李志林赶紧解释,这是巡防员,马家坪的50多个路口都有人巡逻。沿着巷子行走,拐角处不断闪出巡防员来,令两位女生一惊一乍、李志林笑道:“怕什么呀?要不找个平房住一晚,好好体验一下,怎么样?”

  “我都疹得慌,甭说你们了。”丁同春四周看看,“我看住一晚就没必要了,咱们就回吧。”此时,他已经有了大概印象,确信这样的环境,袭击者随处可藏,见有独行女子便悄然接近,捅完刀子就跑,拐个弯没影了。

  行动快而隐秘,最多留下一两枚不甚清晰的足印,难怪到现在也抓不住人。作案的,当然只能是熟悉情况的本地人。

  “嚯,这么老些案卷!”丁同春吃惊地看着摞了满满两大桌子的案卷,真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

  李志林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只好辛苦丁老师给我们指点迷津了！咱们一块儿研究吧。说句实话,处理这么复杂的案子,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过去办的案子,串并案多的也就三四起,你们这儿可好,十来起命案,两大桌子案卷,还真没遇见过。”

  自上世纪90年代,丁同春就参加了武伯欣教授所发起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应用的课题研究,多年来积累了大量实测的成功经验。

  然而,马家坪的案子却让他有些挠头：这样的系列案件,该从哪块儿入手,测试题该如何出?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都得根据案情去琢磨,这就可能出绌漏有失误。

  面对如山案卷,丁同春和两位研究生只能挑选主要的看看经过半天的阅卷,丁同春大致理出这样的思路准备两套测试题,一套针对碎尸，一套针对捅刀子,防止出现遗漏。

  出题上,不能按过去的模式，按部就班肯定不行，此次要测的是数年屡屡行凶的杀手,其心理很可能对有些题已经麻木，敏感度降低,因此必须要找出极为特殊的情节来作为测试目标题。为了找出最佳的测试情节、光看案卷还不行,还要找办案人员进一步了解核实。

  听丁老师说要谈案情,专案组一下子来了20多人,又是逐案分析、列举疑点、讨论看法等等。两天来,他们由案卷到讨论,再回到案卷,反反复复,直到把所有案情掰开揉碎谈透。

  这天晚上讨论结束,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下丁同春、李志林和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冯静杰三人。丁同春留住他俩,说:“咱们再说说好不好。”

  “我准备以郭某这个案子为主,它比较特殊,一是发案时间相对较近,二是唯一发生在白天中午的案子,三是有碎尸情节……”丁同春小口地呷着茶水,不紧不慢地说着。

  2001年10月10日,在医院洗衣房工作的郭某中午下班,与同事一块儿下公交车,司机证实她们下车后上了平房区那条路。附近的小卖部店主证实,进了回家的那条小巷,郭某应是在这一段路上失踪的，因其家里人未见她下班所携带的物品,也未曾发现可疑情况。根据尸检报告,可以确认郭某遇害后被剖开肚子、把肚子上的肉割了放在肚子里等,这些情节极为特殊,可优先考虑作为出题测试的内容。

  对丁同春所说,李志林和冯静杰没有异议,让他只管照自己的思路干就是了,专案组全力配合。

  第二天早上5点来钟,丁回春就起了床。尽管睡得晚,仍然没睡实,睡不着就起来继续琢磨案子。他翻着笔记本,猛然想到案卷里记录的一个情节,当时是有所留意,在座谈时却忘了提。他赶紧找到李志林: 有个塑料袋的细节,咱们没有谈到。

  那是在郭某失踪后的一天傍晚,一位老太太饭后领着孙子出来转悠，行至矿区机修厂一带时,就听“啪”的一响，从墙里边扔出个东西来,小孩跑过去,见是个塑料袋,打开看,有一双女式皮鞋、钥匙、衬衫等物。老太太见鞋还算比较新,又是从墙里扔出米,认为是人家丢弃的东西,就说这鞋还可以穿,要拿回去。但小孩很机灵地说:“老师说了,这地方有坏人。万一是坏人扔的,还是交给派出所吧。”

  老太太听了觉得有理:“好啊，咱们去派出所。”东西交了之后,很快认出是被害人郭某的物品。

  “你看，情节就老太太,小孩两个知道,另外的情节很多人都知道了,不好用，最好是作案人独知的。

  “先不忙着测,我再把题目整整。说真的,我还从没这么小心过。这可是部里督办的大案,要是整错了,我可就臭名远扬了。”

  这几天,丁同春有意无意听到的,大部分都是：“专家来了,破案有希望了之类的话。”越听越让他感到不踏实。其实,专家已经来过许多了,案子还不是照样悬着?专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探,也会因找不到抓手理不清头绪一筹莫展。

  不过,市局李柏局长的话倒是很中听，自丁同春来到阳泉,每天不管忙到多晚,李局长都要到宾馆来见丁同春一面,每次都少不了这样的叮嘱:“丁老师,千万千万别着急,别有压力,别想那么多。这个案子,谁都知道难破,只要咱们尽力就行。”

  丁同春也会实打实地说：干了这么些年,从没碰到一个系列案件里有这么多案子,心里实在是没底,没把握。

  李局长很理解他的心情:“不要管案子破不破,咱们尽力就是了,破不破没关系,不要有包袱,只当是做了几次侦查试验。”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丁同春还有什么好忧虑的?他跟两位研究生说:“看人家李局长,那才叫一把手,那才是有水平,人家从不给你施加压力、让你轻松地干事。”

  后来离开的时候,丁同春才听说，自从出现系列杀人案以来,当地已换了两任市长,五任公安局长,现在主持破案的李柏局长是第六任,由于案子未破,致使马家坪地区的旧房拆除改造计划一再被搁浅，那里也成了市民眼里的“恐怖地带”。

  显而易见，命案频发,又抓不到凶手,那里一定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十多年来群众怎么看怎么讲,会有怎样的评说诉求和情绪，丁同春都不用想就会知道答案,地球人都知道。所以,丁同春也就明白了,李局长才是压力山大,但他只是隐忍在心,默默担当,而决不任其转嫁扩散,影响其他人。由此,丁同春对李局长更是敬重有加。

  3月23日早饭后,丁同春回到客房,拿出测试题进行最后一次审读,有点儿上考场前最后一次看复习材料的意思。实际上每一道题都经过反复推敲，再参考专案组的意见，才最终敲定下来。丁同春心里明白自己这种行为其实也只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心理需求,看与不看最终结果都已被锁定,没有意外的话,今天就能见分晓，最后丁同春总共拟定了两套试题,各含70多道小题。

  一套根据郭某遇害案出题,是主测题。另一套根据唐某遇害案出题,一旦主测题不奏效,再使用这套题。而且,两套题之间既有各自的甄别目标,又有交集重叠的内容,这样可起到“一爪落网,全身被缚”之功效。

  随后,丁同春和两位研究生来到专案组临时办公的招待所,那里已经布置好一间测试室。丁同春他们把仪器安放好并调试到位,这时候接受测试的嫌疑人员也陆续到了。万事俱备,只欠这关键的一测。

  此前,专案组圈定的是50多名嫌疑人,丁同春说太多了，压到了25名,丁同春说还说多,让他们再压,李志林说实在没法压了,这25人谁也去不掉。于是,最终的测试名单是25人。

  首先测试的便是个嫌疑小的,他还真不是。经过三遍测试,所有目标题都波澜不惊,平淡而过,此人嫌疑可以排除。

  接着便是安排重点嫌疑人。这位40多岁,个头偏小,从小在家不受待见,至今未婚。他的体能太差。丁同春告诉李志林安排他吃吃饭、睡睡觉，再来。

  下一个30多岁,有前科,而且是多次犯事儿。但是经过测试,所有目标题的分值极低只能排除他。

  坐在一边观看的李志林眼见得嫌疑人一个一个地排除,心里直犯喘咕:这玩意儿究竟准不准呀?但测试还末结束,还不能下结论,耐下心来继续看吧。

  几个小时测下来,丁同春也感到似乎过于顺利,所有受测人的指标都没见特异反应,难道说作案人没被圈进来?不过,他并不急躁,因为很多时候,“落网者”往往出现在最后时刻。

  这时,又进来一个叫杨树明的受测人,丁同春对他最初的印象是:40岁上下,身穿绿上衣、蓝裤子,像是旧军装,普通工人模样,但又不那么粗鲁,普普通通,一点也不张扬,没什么地方可以把他和杀人凶手联系起来。在讲明了测试的目的和要求后,丁同春照例要跟受测人闲聊几句。问他干什么工作,他没好气地说:“下岗,能干啥?”

  问他靠什么生活,他说:“这日子能靠啥?瞎混着活吧。”谈话中,丁同春能明显感到一股子不满情绪,说话很冲,在受测人中少见。

  测试开始,刚问过几道题,杨树明就开始不断用手揉眼,鼻子使劲吸气,弄出很大动静。这些小动作明显干扰测试。丁同春停下来问他要干啥,他说电焊把眼睛刺了,不舒服。又说上午答应别人的活还没干完,死活要回去,帮人把活干完再来。丁同春劝他测完再走,他却非走不可。看他这状态,丁同春只能同意他先回去。

  到了下午,头一个测的是那位个头偏小体能差的,吃过睡过体能恢复了,但是目标题的指标数值未见异常,嫌疑被排除。这时,其他嫌疑人都还没到,正好形成一个空当,丁同春他们暂时无事，李志林进来了,一看测试中断,便去问负责带嫌疑人的民警怎么回事，民警说其他人都没来。李志林一听就有点儿火了:“怎么搞的,不是都告诉他们了吗?赶快去找人,抓紧点。”

  看着李志林略有些失望的神情,丁同春说:“我给你简单报告一下上午的情况吧,上午,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有一个流眼泪的,说是眼睛被电焊刺了,脾气大得很,测了半截非要走不可,怎么说都不听,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就他一个有点儿不正常。”

  一会儿工夫,嫌疑人陆续都来了。这些嫌疑人多数都说不上是重点,只是在撒网排查中,有某几条符合对作案人的分析。比如,年龄大体锁定在35岁至45岁上下,身高为1米7左右,等等。再如,郭某遇害案中,作案人曾连续两次抛扔尸块。在第一次扔的尸块中，发现很多大大小小的蛆虫,而在数小时后发现的尸块中仅有几条大的蛆虫,好像是后爬上去的。由此推断,部分尸块经过冷藏保存,而且分尸藏尸,不可能当着家人面进行,因而确定作案人需具备冰箱,独居的条件。然后,再进一步筛查,疑点无法澄清的就列为嫌疑人。

  丁同春与两位研究生继续工作。一路测下来,未发现任何异常,嫌疑人一个接一个地测试完离开。这时,上午那遍没测完就离场的杨树明进来了，丁同春清楚地记得,他是下午测试的第九位,听那吸鼻子的声响就知道是他了

  “那就请你坚持一下吧,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测试证明你跟大案无关,对你也是个解脱啊！”

  看看没什么要说的了,两位女研究生便过去在杨树明身上安装好传感器,测试开始。正是这次测试,找到了系列杀人案的突破口。

  共计76道题,头一遍测下来,尽管杨树明对涉案情节的提问一概回答“不知道”,但还是露出了犯罪心理痕迹的端倪。

  在作案动机、分尸等题上有所反应,在“作案人是扔过一个塑料袋吗?”“塑料袋里装的是皮鞋吗?”“塑料袋里装的是钥匙吗?”三个问题上出现高分值,而在“塑料袋里装的是布鞋吗?”分值为零，测试中,杨树明小动作不断,问一般的题没事。问到与案件相关内容,不是干咳就是吸鼻子揉眼,明显是在掩饰干扰。但他还是在看似中性的目标题上露出了马脚。

  看到这个结果,丁同春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不动声色地对杨树明说:“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坐在测试椅上的杨树明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水,貌似坦然,却不时向丁同春这边窥视。

  丁同春佯作不知,故意有所不解地问:“我不明白,你的眼被电焊刺了,跟鼻子有啥关系?流眼泪咋还引起了咳嗽?”

  “哦,是这么回事。不过,你最好还是忍一忍吧，不然影响了测试结果,这样对你也不公平呀。”

  休息了一会儿,便开始第二遍测试。这次,杨树明虽然仍时有干咳、吸鼻、揉眼,但动作明显减少测试的情况显示,动机、杀人细节、扔塑料袋、作案次数等目标题的分值都上去了。第三遍测试,目标题的数量和分值都有增加,加强了第二遍测试的结果。看来此人涉案是没跑的。

  测试结束,杨树明也不揉眼了，鼻子也不出声了,只是直勾勾盯着丁同春,似乎想听他说出测试结果来。

  对于测试锁定的嫌疑人,丁同春一般不当场宣布结果,一是防止发生不测,二是这事由办案人员来做更合适。而在此案上,丁同春还考虑到杨树明是否有同伙,以免打草惊蛇。

  因为在测试作案人数上,杨的反应较弱,难下判断。所以,他只是淡淡地说:“测完了,你可以下去了。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找你的。”

  看到杨树明轻松地出了门后,丁同春告诉李志林:“这个人有问题,不能让他走。”

  二位女生想想告诉丁老师,还是测吧，再试试另一套题。她们主要考虑,会不会是不同的人作案,也包括有没有同伙。

  他们继续做到晚上七点来钟,所有能找来的嫌疑人都测完了,未曾发现新的情况。

  晚饭后,专案组名开会议听取这一天测试的汇报。丁同春说:“这是部里督办的第17号大案,大家都有压力,所以我们肯定是尽全力。今天总共测了19人,名单上是25人,还有几个今天没来的,依我看也不用测了。只有杨树明有情况,其他人都可以排除。”

  丁同春如此一说,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网住的竟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有人惊讶,有人怀疑,都感到无法理解。

  接着,由两位研究生介绍测试指标的情况。她们分析:嫌疑人虽然有一部分题的指标反应弱,比如知情测试部分,还有几处目标题上,指标数值不高,但在关键的作案情节题的指标上出现高分值,至少说明此人与案件相关。分析中她们还提出问题:在作案次数的测试上,如“是干过一两起杀人的事吗?”“是干过三四起杀人的事吗?”“是干过五六起杀人的事吗?”“是干过十多起杀人的事吗?”这几道题都有明显反应。

  丁同春认为,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可以解释的。由于作案人对所提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比如能够理解为在这一个地区作过一两起案,在那个地方作过三四起案,所以都一定会出现高分反应,这只能表明他与这些案件高度相关。也可以看作是作案人在不同时间段形成的不同认知痕迹,通过检验测试得到显示,只不过强弱度上略有差异。关于目标题问题,从以往测试实践看,并不是所有目标题都一定会出现高分值反应,那种情况极少,有部分目标题反应了,就可以下结论,特别是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又无刺激或暗示性的中性情节题,只要有反应,那就决不可放过。

  依据测试情况,丁同春进行了分析:作案人的动机,在寻求刺激、女人可恨,心理不平衡等题上均有反应,说明作案动机很复杂,要进一步探究;在作案人数上反应不明确,但根据一些目标题的分值情况分析,捅刀、碎尸两类案应是同一人所为;在郭某遇害案上,可看出作案人是在家门口碰到的,用绳子勒她,当时被害人呼喊，在分尸割肉、水洗尸体、先藏后扔等情节上分值较高,说明具有作案的心理痕迹,作案次数的题上,都有反应,特别是在“是干过十多起杀人的事吗”这道题上，三次都是零分值，说明这一认知最为清晰,准确度高,不仅仅涉及郭某一案。

  综合测试情况考虑，丁同春明确给出了“倾向认定”杨树明作案的结论,其他人的嫌疑可以排除。

  还真让丁同春给说中了,这个杨树明就是属于划入好人堆里的那一种。过去的14年里,办案人员在摸排中多次接触、调查过这个杨树明。按照邻居的说法,杨树明“成天笑眯眯的,孝敬父母,对妻子、孩子特别好”,“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和睦,没见什么异常”。郭某遇害案发生后,只是因为杨树明的家就位于郭某失踪的那一地段,是郭某日常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杨家住两间平房,他本人是个体电焊工,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小屋作为操作间,家中有冰箱—部分符合警方对此案排出的嫌疑人必备条件(不是独居,但有冰箱),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他唯一的不良记录是年轻时曾因“涉嫌侵害妇女”被派出所传唤。

  但是,若认定杨树明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除了丁同春的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外,再找不到其他过硬的理由。所以,李志林在知道了丁同春的测试结果后,先是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经过审慎考虑,觉得不宜贸然采取一定的措施。于是当天接受测试的人,包括杨树明在内,都让他们回家了。当然,为防止意外,专案组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

  再说杨树明接受完测试,民警带他回到休息室里等候。杨树明坐在那里,冷眼旁观，屋里其他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出去接受测试,又一个一个回到这里。这段时间里,杨树明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紧张的,但表面上若无其事,抽烟喝水都不耽误,类似调查他已经历过多次,还不都是安然无事过关了。

  等找来的嫌疑人都轮过一遍后,天色已晚,听到民警说可以回去了,杨树明便随着众人出了门,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中。他的妻子因每天两班倒,照例回来得很晚。饭后拾掇完家务,两口子聊了会儿家常话,妻子就问到了白天的事:“今天公安找你啦?”

  对认定杨树明的嫌疑,首先李志林就感到信心不足:说杨树明有作案嫌疑来得太突兀,缺少直接的根据,再者过去也看过一些测谎办错案的新闻报道,这项技术的准确率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解。专案组多数同志基本都持有这种看法。而且,早先他们曾请省厅的同志来使用过“测谎”技术,对此案的嫌疑人进行甄别,但未曾发现什么。丁同春当即追问,对杨树明有什么结论?经回忆,那时还不曾把杨列为嫌疑人,也就是说那时的测试跟现在的结论不存在矛盾。

  但是,也有人觉得丁同春的结论值得重视:为什么那么多嫌疑人单单认定了杨树明?说明这种甄别检测有它的科学道理。再者,这起系列杀人案14年没进展,在那几个所谓的重点嫌疑人身上没少使劲,可又怎样?说明作案人十分狡猾,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还不足以将他挖出来。再说杨树明,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但没准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大家的视线,掩护了他。鉴于他居住在发案地带,有的条件又与作案人的必备条件相吻合,有必要将他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核检查。大家认为如此分析不无道理,但还是有人对心理测试的结果不放心,提出要丁同春重新对杨树明来测试,最好其他的嫌疑人一并都再做一次测试,还是以稳妥防错为上。

  在丁同春的测试生涯中,类似的要求或者说请求已听过N多次,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也能理解的,但没这个必要,就好像指纹鉴定、DNA鉴定一样,再多做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人的心理活动有其特殊性,影响因素甚多,不适合多次检测。所以,丁同春说:“别荒度时间啦,再测也是这个结果,还是把人弄来审审看吧。

  然而,大家的意见不一,主要是顾虑较大,直到丁同春离开阳泉的时候,这一讨论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丁同春赴阳泉工作约一周时间,至此已成了对案件嫌疑人的甄别检测任务,给出了明确结论,再待下去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此行能够锁定涉案嫌疑人，对这一结果他是相当满意,因为在以往的案件检测中,全部嫌疑人都被排除也是常有的事,这往往意味着下一步的侦查将更为艰难。

  他对所下结论具有相当的自信和把握,这自信和把握则是源于大量案件测试的实证检测。自打干上这一行,十多年来还未发现有过失误。

  但是,他不能跟专案组打包票,做出百分百的认定,他的表述只能止于“倾向认定”这不是在为万一出错留余地,而是客观地按照测试图谱分析作出结论。况且,确认了嫌疑人并不等同于破案,侦查审讯突破才是最为关键的,由于审讯不利功亏一篑的案例也不少见。

  因此,临到告别之际,丁同春仍在叮嘱李志林:心理测试结论只起到辅助侦查作用,不能作为证据,抓紧时间审吧。此人虽然性格内向,但也有胆汁质特点,情绪波动大,易动怒,不服软,可用激将法审对了路子,让他开口有希望。

  回到北京,丁同春稍事休整后便飞到了海南。对他来说,阳泉的案子已经翻篇儿,现在满脑子里填装的是发生在海口的一起疑难案件。

  然而,阳泉警方却恐怕是再也忘不掉他了。4月3日夜里1时30分左右,李柏局长的电话打到了丁同春的手机上,开口便说:“丁老师,谢谢你啦!案子破了,杨树明彻底交代了。”说到这儿,手机里声音哽咽,分明传出的是哭泣声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破案后,李局长已是几次泪奔。

  “哎—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们的帮助太大啦!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第一个告诉你的,专案组全体同志都非常感谢你

  就在当天中午,阳泉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宣布马家坪系列杀人案告破。消息传开,全城沸腾,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庆祝,其热烈气氛不亚于一场盛大节日。当晚市区交通几近瘫痪,满街的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敲锣打鼓扭秧歌,喜庆的鞭炮响个不停,一股股人流涌到市委、市政府送锦旗,到公安局慰问破案民警。

  时值清明将至,光马家坪那片平房区,就有上百人聚集在发案地点烧纸钱,告慰死去的亲人。更有一二百人情绪激动,手持器械,嚷嚷着要砸嫌疑犯的家。市局紧急调集一二百名民警、武警前去保护并耐心劝说,才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发生。

  两个月后,专案组的陈副局长、冯静杰和李志林专程到公安大学送锦旗,感谢丁同春在破案上给予的帮助,并向他汇报了后来的破案情况。

  原来,丁同春离开阳泉后,专案组的意见最终达成统一：既然下老师测试认定了他,那就按他说的做吧,即使做错了再纠正,不做肯定是一大遗憾。

  3月7日,杨树明和其他几名嫌疑人一同被请到公安机关。当然主要目标是杨树明。讯问时,专案组的几位领导都在旁边屋里听审。审前再三交代预审人员,一定要慎重行事,切不可因破案心切做出违法违纪的举动。

  审讯人员非常有经验,东拉西扯跟他聊天,谈他喜欢看的中央电视台的法治节目,虚实并用,软硬相间,巧妙地将话题引到案件上。

  一提案件,杨树明马上显得很敏感,处处设防抵抗,以“不记得”,“你们搞错了”等话语来搪塞。虽然他反复地表白自己是如何老实本分,并表示:这么大的案子我绝对全力配合,随叫随到。但在言来语去之间,还是露出了破绽,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算你们聪明从测谎到现在,没人说我是凶手,谁说我是凶手,非扎死他不可!

  这话让办案人员吃惊,也让丁同春吃惊:当时危险近在咫尺而毫无察觉,倘若当时没有谨慎行事,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初步交锋,审讯人员从杨树明的身上读出如下信息:过度的防卫心理,犹如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恰恰暴露了内心所守护着的秘密;恶狠狠地口吐狂言,更让人相信他不是个“善茬儿”,表明他除了人们在公开场合所看到的勤快顾家、为人老实的“好男人”形象外,还具有脾气暴躁、一触即怒等不为众人所知的性格侧面……种种迹象透出诸多有待深究的端倪。最重要的是,办案人员依法搜查杨树明的住处和工作间,查获40余把长短不一的刀具,以及性药、淫具等,这么多刀具,还都是自制的,到底意欲何为?令人发指的是,细心的办案人员经勘验发现,个别刀具上还有残留的人体组织!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杨树明终于吐口,交代出三起案子,不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包括许多外人所不知的细节。至此,马家坪系列杀人案的真凶浮出水面。

  那一刻,李柏局长和冯静杰副支队长、李志林队长三个大老爷们儿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们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相拥抱头痛哭。十多年来历经的苦辣酸甜,伴随泪水挥洒而去,壅塞在心头的压力重负,借助哭声释放融解情之所至,唯有泪奔。

  别看杨树明平日里性情孤僻内向,不爱与人交流,但坐在办案人员面前,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是滔滔不绝,连说带比划,声调慢慢的升高,似乎忘记了身在何处,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秘密”不吐不快,讲到某些作案情节时,竟激动得有些口吃。办案人员摸准了他的这特性,当他出现回避、停顿、犹疑时,便施以“鼓励 还是你能干,我做了这么多年公安,也没斗过你”这样的话最让杨树明爱听受用,又钩起了他的炫耀兴头:“我早就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审讯至4月3日凌晨,杨树明交代了重伤3人的犯罪经过,并交代出14年来作案12起,杀死9人…

  破案的消息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但凡认识杨树明的人无不感到吃惊,他们眼中标准的好男人,既顾家又爱老婆孩子,竟是个杀人狂!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抓错了。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杨树明当初常到作案现场看热闹,看了还发议论:“谁干的,太狠了!”冲着出现场的警察就指责：“怎么这一个地区又杀人了,又杀了个女的,老百姓还怎么在这里生活?你说要你们这些警察干什么?”

  如果有人说,抓住这个坏蛋非毙了他不可。“噫,毙了那可便宜他了,非得一刀刀割死他,那都不解气哩!”杨树明说得比谁都狠。

  实际上,即使在警方内部,不理解的也是大有人在。一位省厅的老刑侦看了破案报告,仍然半信半疑,表示有工夫要进一步探索此案。一位指导研究过此案的老刑侦专家得知是“测谎”找出嫌疑人,觉得不可思议没办法理解:就用那个玩意儿(指心理测试仪器),去了几天,就把十多年破不了的大案给解决啦?

  的确,这起案子有着太多的吊诡之处,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以至于造成种种误读误判。然而,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和案件的审结笼罩在案件上的迷雾渐渐散去,许多疑问有了澄清的可能。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择其要试作分析。

  由于此案中多名受害人身穿红色衣服,于是当地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歹徒专杀穿红衣的女性。以至于马家坪的女性居民当时根本就不敢穿红衣服。

  但杨树明的交代却不是这样:“我选择时机,我不选择目标。我是正面攻击,相遇的一刹那,即便是在后面,放在背后,错过身,反过来就干。我是运动战，在行动的过程中,干完,马上就走了。”

  选择女性作为侵害对象,是因为杨树明过去也想过对男的下手,但毕竟男的反抗能力强。弄不好,早早地暴露了,反而把自己“搭”进去。

  如果联系杨树明作案的时间地点分析,他只选择时机,不选择目标,还是可信的。在他交代的罪行中,确有一例是在“马家坪变电站附近致一男子重伤”的抢劫作案,可知他不只是“想过对男人下手”,还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有的受害人确实穿的不是红衣。

  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提到,杨树明婚前有过多次恋爱经历,均因人家没看上他而失败,他因此心灰意冷,后来发展到仇视几乎所有的女性。

  如果杨树明果真是“专杀红衣女”,说他因婚恋受挫而演变出报复女性动机,倒也合乎逻辑;但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他“不选择目标”,此说便难以成立。

  有记者曾问杨树明为何要伤害无辜女性,他说:“发生这些事的原因很多……”又说：“我不是别人所说的什么搞对象、婚姻受挫那些方面的因素。如果谁当时遇上我,就自认倒霉吧!”即使在法庭上,他依然如是申辩:“我并不是如起诉书中指控说的是婚姻问题,当年我和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感情不错,两个人谈了五年。”

  况且,他的妻子、姐姐均否认有些媒体描述的杨树明“性格孤僻,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变态杀人,甚至还对自己的妹妹拳打脚踢”等等情节。

  这是此案从侦查到破案后的新闻报道,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在杨树明系列杀人案中有两起带有毁尸行为,其余的都是只杀,不奸、不抢。由此而来的判断:前者性变态犯罪特征明显,后者似为报复女性,也不排除含有变态成分,结论是倾向于不同的作案人所为。但是,侦查结果证实,看似不同的两类案件竟集于杨树明一身——这也是此案侦破的难点所在。

  查阅有关论著可知,性变态犯罪有一类施虐色情杀人狂就是只杀不奸,这类罪犯往往以毁尸作为满足的代偿行为,获得性快感。其作案特点,主要为袭击青年妇女,无特定目标;系列作案,在时间、地点、手段、方式上有一定的习惯性、规律性;只对陌生异性行凶。相关案例表明,这类作案人往往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还可能是工作学习中的“模范”人员…

  若拿杨树明来对照比较,能够说是相似之处多多。不过有一条,性变态的人平时总会或多或少有所“流露”,而从杨树明交代以及调查走访的情况看,未曾发现这方面的迹象。

  据他交代,两起带有毁尸行为的杀人案是酒后所为,其余案件都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外面转悠。每次(作案)都是在路上巧遇的,只要是天色晚、附近没其他人,我就动手”。

  家人说他:“从小就是个乖孩子,没和人打过架,也从不与父母顶嘴,对人很有礼貌见了人总要主动打声招呼。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结婚后在家洗衣做饭,早晚都要接送老婆和孩子。

  姐姐评价他:“弟弟的人性挺好的,虽说与别人没什么深交,但和谁都能处得来。干活特别细,喜欢自己琢磨。家里有什么决定都是听我的。工作大多数都是我给他介绍的。他干得不顺心了,我就给他换个工作。”

  妻子评价他:“丈夫是个对家庭极度负责的男人。我们恋爱5年,结婚13年,在这期间就吵过一次架。我们这么亲密,他有什么反常行为,我会察觉不到吗?他性格是内向了点,但不能说没有朋友,更谈不上心理变态。”

  一张面孔却有着黑白分明的两面性格,显然又不是伪装,着实令人难以相信。犯罪心理学专家给出的解释是:犯罪行为极为变态,日常生活表现却很正常——此现象的心理学价值在于,某些行为变态不等于所有行为变态,更不等于是变态人，侦破杨树明案中的最大迷惑不解正是由此而来。

  在对杨树明进行犯罪心理测试时,丁同春发现,他在多个作案动机上均有明显反应,经分析将其归为“综合性的报复社会的杀人动机”。杨树明的交代也表明,他认为周围的人都过得比自己好,社会对他不公平,因而产生杀人报复社会的念头。

  从他的经历看,初中毕业后开始先后多处打工,在建筑行业、税务所、钢琴厂等,当过铸造工、水泥工、油漆工、维修工等,但时间都不长,有的是他干得不顺心走人了,有的是被裁员下岗。在税务所打工期间,他有机会从书摊借书、看录像,这中间还包括黄色书籍和录像。抽烟、看书、看录像成了他的三大嗜好。但是,就在打工的这些年,用他的话说：“我自己就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心的事情。看看我周围的人,谁都过得比我好,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所以我要报复!”

  显然,杨树明在自我认知上有着严重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报复心理早已有之。按照心理学观点,挫折通常引发愤怒情绪,易导致攻击行为;或者是由于不满情绪的累积,直至不能忍受的程度,就要爆发宣泄。

  1992年3月2日晚上,刚刚失业而又处于热恋中的杨树明送走女友后,睡不着,心很烦(应与失业和结婚面临的经济压力相关),便又带刀外出溜达。想必此前他已习惯于夜间带刀溜达解闷,对马家坪的夜间道路状况早已了如指掌,有过杀人的念头。所以,那一晚路上偶遇的下夜班女工便成了他首个攻击目标(寻找弱者泄愤),杀人的念头付诸行动。据他自己交代:“当时想都没想就转身给了她一刀,就一刀!”

  此后,他屡屡夜间作案,欲罢不能,犯罪心理持续强化,报复社会的意图更加明晰:“自从我第一次(作案)之后,就已经没办法收手了。”据他交代,“在这14年的(作案)过程中,也是我和公安(机关)较量的一个过程。”他把作案看作是同公安人员“斗智斗勇”:“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我给你出道题,你来解吧。解的对,我就输了,解不对,你就慢慢解吧！”

  他杀人碎尸,多处抛尸：“那还不是给社会造成种恐惧,让受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发难,看他们公安是干什么吃的?我就是要和执法机关斗,就是要报复社会。”

  不过,细观杨树明的作案特征,并不是仅用“报复”二字所能概括的。从他扎刀的情况看,第一次1刀,第二次4刀,第三次六七刀,第四起8刀,以后都是连扎数刀,最后一次连扎17刀，带有明显的扎刀成瘾的犯罪特征,有两次为了扎受害人,甚至追踪上楼,不扎上几刀不罢休。与此相关的是,杨树明平日里自制了几十把刀具,磨刀是他的癖好,每把刀都磨得锃光瓦亮、锋利无比。磨刀霍霍的他,当时内心里充斥的都是扎人的狂乱念头。而在两例酒后杀人碎尸案中,则出现了剖腹、割、切割外生殖器官、切挖肛门等典型的性变态犯罪特征。

  在破案后,曾经参与侦破此案并进行过心理画像的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专题进行了深层次研究,将其归类于危险心理中的意结类犯罪心理,认为其动机源于幼年时所遭受的某一特殊刺激而引发的“意识抑结”,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外化为犯罪行为其表现出的是“强迫性禁欲的心理”。

  说起来,李教授的研究有些深奥,所得结论非专业人士恐难理解;然而,为啥大致相同的人生际遇和境况,有的人却成了连环杀手?这类犯罪有无规律可循,如何防控,怎样侦讯?要整明白这样一些问题,李教授所进行的深层次研究,那是必须的。

  总之,无论对于犯罪心理学还是刑事侦查学,无论是借鉴破案中成功的经验还是汲取所走弯路的教训,杨树明系列杀人案都是值得列入研究课题的稀有样本,具有不容忽视的案例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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